一直有疑问，为啥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没有搞出枪炮呢？小时候听评书《明英烈》讲朱元璋赶走蒙古人时就提到过用大炮打仗，怎么反而到后来又用回了刀枪棍棒？在长城和山海关玩时更是见识了明朝抗击后金时用的铁炮，并且知道了袁崇焕用大炮击伤了努尔哈赤，导致其死亡，疑问又出来了，用大炮的明军怎么被引弓射箭的清兵击溃？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答案就是该亡的明朝处死了袁崇焕。可是尝过大炮威力的满族入关后为什么不吸取教训，继续长矛弓箭，最终被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当时自己认为最合理的答案是满族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其本质还是野蛮落后的，由其统治只能导致科技方面的后退，由应用大炮后退到刀枪剑戟。而野蛮民族打败先进文明这点不奇怪，中外古今历史多次发生，甚至成为一个定律，野蛮破坏总是威力大于谨慎防守。
今天看了北京台《前清秘史》，提到了一些史料和观点，解答了部分问题。
大炮是明朝正德年间由国外传进来的，一开始的弗朗机大炮，后来又有红夷大炮，天启皇帝还从葡萄牙人手中买了一批红夷大炮，封为×××将军，部署在对后金防线上，后来由袁崇焕用来抗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
大炮虽然在明朝灭亡前一百年就引入了明朝，但能认识到其价值及会使用它的人却少之又少。提到了四个人：戚继光、徐光启、孙**、袁崇焕。
戚继光在抗倭和抗蒙古实战中研究得出了火枪火炮战法，在镇守蓟门十几年中，打得蒙古人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绕道去辽东。而最终却受张居正器重而在张居正死后受牵连，默默死于广东。
徐光启和其学生孙**潜心研究枪炮制作，想建立一支使用火器的新型军队，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却受到了政治上的种种斗争甚至于政敌在制造实验的枪炮上做手脚，使枪炮屡次炸膛，使推广工作受阻。
袁崇焕则在宁远、锦州等对后金最前线充分利用坚城大炮的威力，重击后金。但同样，袁崇焕也斗不过黑暗的政治，最终被自己的皇帝凌迟处死。
从以上人物及其遭遇可以得出什么？他们都知道火器的用途，并且希望或者已经很好利用了火器重击敌人，可是最终却在政治斗争中倒下，没有能将中国从冷兵器时代带入到火器时代。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是什么？是武器吗？当然不是，历史不是没有给中国机会，而却由于自身的制度问题而错过机会。最终重要的还是那唯一的因素：制度。再多的机会、再多的努力最终也会一次次地被坏的制度毁掉。
火器没有能被广泛接受还有一个原因，鸡和蛋的问题。没有证明其有用之前，没有引起关注，没有大规模装备，只是一种辅助武器，战法还是冷兵器战法，又由于当时枪炮装填火药的速度及威力限制，在战争中作用有限，得不到关注，走不出鸡和蛋的悖论。因此，可以说火器在当时的明朝远没有达到发展的临界点。而懂得它的人又被政治陷害，最终没能形成燎原之火。
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枪炮作为划时代武器，在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强大，没有配套的战法理论支持，发挥不了其潜力，致使没有远见的人错过了历史机遇。做事后诸葛亮很容易，但在新技术革命前夜能预测到新技术的远大前途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新生的新技术往往看起来并不强大，尤其其混杂于一堆新奇事物之中时更是如此。从婴儿房里抱出一个婴儿谁能认定其就是未来的米国总桶？
武器重要，指导武器使用的战争理论更重要。冷兵器有冷兵器的战法，火器有火器的战法，只有在武器和战争理论、战法相配套时才能发挥其最大威力。工具很重要，同样地，使用工具的方法论也很重要，只有方法论和工具配套使用才最有效率。从工具可以发展出方法论，从方法论也可以创造出工具。从现在看好像后者的例子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