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的便车，可就是有人不搭，不光不搭，还要痛击提供便车服务者，很荒谬？可就有这种事。
李文者，李敖之女，现在北京教书，其出名不在于其教书，而是在于其对不文明现象的投诉、打官司。昨天偶然看到这个访谈节目，以前也有耳闻，对于其斗争的态度比较赞赏。
因为一直在美国生活，突然来到北京生活，不适应总是有的，对于大多数人慢慢就习惯了，即使做不到随波逐流，至少也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了，节目中的白人老外就是这样，自述到中国后慢慢就适应了中国人的思维，在中国用中国人的标准，而不是用美国人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人。呵呵，怨不得很多老外在自己的国家规规矩矩，到中国呆一段时间就被同化了，积极参与到抢红灯、不排队等行动中，看来一样的原因：悟了。在他旁边坐着的土生土长的教授模样的长者就更不用说了，开口就是中华五千年文化，自有规矩，还说西方是“罪”文化，中国是“耻”文化，具体到李文打官司这件事来说就是西方的“罪”文化的体现，即你有罪，我就得惩罚你，而中国人习惯的处理方式不是这样，中国人常用的是“臊着”，也就是犯了错误后，虽然大家不正面指责你（当然背后会不会指指点点就不得而知了），但会不搭理你，孤立你，于是你就感到耻辱，于是就改了。当然这个“知耻而近乎勇”的想法是很美好的，正面指责当然很容易产生冲突，流血牺牲也是可能的，所以在以中庸、明哲保身为处世态度的大多数人看来这个“兵不血刃”的计策当然是上策。但这管用吗？不知道，但可以知道的是不文明现象还是很多，和那些文明国家有很大差距，好像大家有不文明之举之后也没有感觉到“耻”，原因何在？可能是那个教授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将教化达于百姓，以至于如此高招没能起作用，颇有“刘项原来不读书”之憾。
应该是受李敖好斗不妥协的影响，李文在这些不文明现象面前不低头，为了中国人的面子，为了中国文明起来这个理想，战斗到底，大量进行投诉，起诉，频繁出入法庭，当然得罪不少被诉者，以至于受到恐吓报复，家里的玻璃都被人用弹弓打破了，这么惨烈也没有放弃，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很不容易，怨不得只有李敖的女儿能这样做。节目中采访的很多人对此也不理解，认为鸡毛蒜皮的事值得吗，和这些小事过不去不是自己找麻烦吗。有个海龟律师当场就算起了经济账，说他花同样的时间帮其他人打其他效益好的官司能挣多少多少钱，而打李文这些官司没有多少钱可赚，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不合算，所以不会接这样的案子。这个海龟就是不一样，见过世面，经济学的墨水看来是喝过的，可能喝的太多，把一切都经济化了，把所有事情都转化成$来进行比较，于是这个世界变得简单起来，运筹帷幄，决于计算器也。不过这个海龟律师的确暴露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打官司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对于有李敖这样的老爸寄钱过来打官司的李文，可以用十几万打官司，得到两千元补偿，做这个亏本生意，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为生机奔波的人当然不会把自己的饭钱送给法院，打一个铁定亏本的官司。看新闻报道中很多人费尽周折维权，投诉或状告违法商贩，侥幸获胜后得到的赔偿也多是受损失的商品价格，对于投诉者当然是亏大了，而商贩却偷着乐，因为法官或法律制定者太“仁慈”了，自己获利：M/P (P<<1)，却只赔偿了M（M为一次违规获利，P为客户较真率），即使输了官司也赚了大钱。况且这样的判决让这个较真的客户在胜诉后也得不偿失，伤透了心，还不如忍气吞声，这对其他想投诉的客户来说是很好的警示，投诉率进一步减少，可以肆无忌惮地违规了。
李文的这种不计成本的做法，再利用她的影响了，媒体的追捧报道，我相信是会起到一些作用的，而这些成果是外部性的成果，为我们这些旁观者所共享，虽然我们没有付出任何东西。因此可以认为我们搭了李文的便车，对于这个便宜，我是很乐意占的。大部分人也是这样的，当主持人问到谁认同李文，绝大多数人举牌赞同，问到谁赞同李文的做法，绝大多数人举牌，问到谁会向李文一样行动，只有两三个人举牌。这说明了大家也是不想自己买车，而是想搭免费的便车。
然而却有一部分人对李文表示反感，甚至是打击，认为是和中国人过不去，或认为想借机炒作自己。这些人想的真多，太有才了！廉者不乘搭来之车？可是他们也没有自己买车开啊。也可能是他们见不得有人开车，既然有人步行，凭什么你就开车？！不是破坏团结吗？！依稀又见到了鲁迅那个年代的国人，被清醒的异类从睡梦中吵醒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围攻这个破坏美梦的人，打倒后好继续昏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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